中國高等教育需要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級教師,也需要數(shù)量眾多的熱愛學生、熱愛學校、熱愛本職的教師隊伍,更需要一個由大師領軍獻身教育的金字塔結構的“教師集團”。

   “大師”是教師集團的一分子

　　曾幾何時,各個學科的大師在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大有“忽如一 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之勢。但令人困惑的是,20世紀末中國還那么缺大師,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十年之間就成為大師?當然,這些年我們培養(yǎng)了一批人才,也的確從國外引進了一大批人才,但引進的究竟有多少能稱得上大師呢?當“大師”像“大棚蔬菜”一樣能夠速成,可能也會像“大棚蔬菜”一樣廉價了。關于“大學者大師之謂”的舊話重提是針對教育重物不重人觀念的反駁,更是對大學行政權力過分膨脹的批判,暗含著對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期盼,這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

　　《2007年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1908所普通高等學校共有專任教師116.83萬人,正高職稱的教師11.96萬人,占高校教師總人數(shù)10%左右。按照新頒布執(zhí)行的高等學校崗位設置管理的指導意見,高校專業(yè)技術崗位共分十三個等級,其中正高級職稱的教師可評為一至四級,而一級屬國家專設的特級崗位,必須是兩院院士和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享有盛譽,業(yè)內公認的一流人才。如果我們把高校一級崗位的教授認定為大師的話,那么,二至四級崗位的教授恐怕與大師尚有一定距離,更不用說五至十三級崗位的副教授、講師、助教。而且一級崗位的教授全國也只有一千多人,占正高職稱教師總人數(shù)的1%左右;與一級崗位相近的二級崗位的教授也是鳳毛麟角。可見,大學教師隊伍是由助教、講師、副教授以及四、三、二、一級教授逐級減少的金字塔結構。在這個金字塔型的高校教師隊伍中,盡管水平越高從而職稱級別越高的教師數(shù)量越少,但由于其學術地位和良好的人格修養(yǎng),其影響卻越大。由于這些人學術上是業(yè)內公認的一流人才,而且年高德劭,所以在高校教師隊伍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領和表率作用。

　　一般而言,級別高的教師無疑水平高、影響大,但他們要取得高水平成果也需要更多的教育資源支撐和更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保證。從現(xiàn)實看,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步伐的急劇推進,除“985工程”及部分“211工程”入圍大學還固守于精英教育的目標、并能享受國家提供的政策性平臺和資金支持,尚能集中部分大師外,其他大學都已沒有大師生存的土壤和空間了。按我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現(xiàn)狀,不同高校尋找與自己定位相符合的能夠留得住、用得上,肯教書、能教書、會教書,熱愛學生、熱愛學校、熱愛本職的教師是當務之急,少數(shù)以世界一流為目標的名牌大學必須具有學貫中西的大師級的領軍人物,更多的大學更需要一大批以育人為使命的甘于奉獻的教書先生。而且從人才成長規(guī)律看,大師不會憑空產(chǎn)生,眾多的二級教授中才可能成長一個大師,眾多的三級教授中才可能成長一個二級教授,依此類推,要涌現(xiàn)更多高級別的教師,首先應當把低級別的教師隊伍建設好。中國高等教育要取得預期的發(fā)展,既呼喚大師,更需要一個由大師領軍的獻身教育的金字塔結構的“教師集團”。這個“集團”中的每一個層級的成員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那種概而言之大學大師之謂的說法,是高等教育研究中少數(shù)一流大學學者獨占話語霸權的直接反映,那種不分學校層次都一窩蜂招攬大師的做法,無異于緣木求魚。

    高水平“教師集團”值得期待

　　大學高水平“教師集團”的建立,離不開全社會尊師、敬師的風氣和氛圍,更需要大學承擔育師、用師、養(yǎng)師的義務與責任。

　　大學高水平“教師集團”的建立,既需要高校內部寬松、寬容的環(huán)境,也離不開全社會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說起這個問題,我們會想起普林斯頓大學對安德魯·懷教授9年不出1篇論文的寬容,以致于該教授得以靜心研究并最終破解困擾了世界數(shù)學界長達360余年的一大難題——費馬大定理;關愛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數(shù)學家約翰·納什,終于使他在與疾病搏斗30年后獲得了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這些大家耳熟能詳?shù)墓适?一些人也會想起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以學術水準為最高標準,既延聘了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也聘請了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胡適、魯迅、錢玄同,還容納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故事。其實這些看似熟悉的故事卻反映著大學內外部環(huán)境對人才包容所具有的不同層次的內涵。普林斯頓大學的做法體現(xiàn)了學校對教師本人的包容和關愛,本質是以人為本的具體化,放射著人性化的光輝,所以在期盼人性化管理的大學教師中很容易引起共鳴并因此而廣為流傳;要做到這些,既需要大學管理者寬闊的胸懷,更需要社會乃至政府等高校外部環(huán)境有尊師、重師的氣度和氛圍。

　　大學教師不但傳播、推廣知識,而且擔負著創(chuàng)造知識的重任。一般而言,傳播、推廣的知識大多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沒有爭議的普遍真理,而創(chuàng)新的知識卻有一個其價值有待于進一步認定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和氣度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重要依據(j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實質上是要包容不同的學術,兼容不同的學派,寬容不同的學人,它需要辦學者、管理者、教學者有包容的胸襟、寬容的雅量、兼容的勇氣、共榮的追求。這其中既需要社會、政府等外部環(huán)境對大學的寬容,也需要大學內部不同個人及團體相互之間的寬容。

    教師必須樹德立范

　　教師是辦學的主體,他們不僅應當為大學教學科研等工作作貢獻,更應該發(fā)揮他們在塑造大學道德形象中的主體作用。大學的道德責任,必須落實在大師引領的大學教師集團的職業(yè)形象中,必須落實在教師集團每位教師的職業(yè)道德中,師德師風建設應該成為教師隊伍建設的靈魂。如果說每個公民必須履行一般的自然、社會義務和公民義務這類的“底線道德”,那么,以教書育人傳道授業(yè)解惑為己任的大學教師,除具備一般公民必備的“底線道德”之外,更應具備教書育人、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所應具備的為人師表、行為世范等職業(yè)道德,不但應該用師的學術標準,更應該用師的道德要求塑造自己,以教為本,以教為業(yè),以教為榮。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應該有這樣的自覺和追求。

　　在大學之中,書記校長既是教師,又比一般教師掌握著更多的公共權力,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獨特地位決定了他們在塑造大學道德形象中舉足輕重的表率作用和組織實施作用。但現(xiàn)實狀況是,大學領導班子在學術水平普遍提高、專業(yè)造詣普遍較深的同時,不同程度地出現(xiàn)了重知識素養(yǎng)、輕思想道德,重學術造詣、輕管理能力,重學歷資格、輕工作實績的傾向。要重新恢復公眾對大學的道德信心,重振大學的道德形象,首先必須按照德才兼?zhèn)?德育為先的原則選拔任用大學領導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