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女大學生價值觀調查紅皮書》近日發布，調查結果顯示，59.2%的女大學生愿意嫁給“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奮斗很多年，超過總數的一半。盡管調查結果還顯示，有57.6%的女大學生愿意選擇“潛力股”結婚對象，但人們似乎對近六成女大學生愿嫁“富二代”這一結果更感興趣。于是，質疑、指責者不在少數，同情、鼓勵者也有不少。59.2%，能說明什么？如何看待大學生的婚戀觀？ “愿嫁”也無奈 女大學生不忙求職忙征婚，近六成女生愿嫁“富二代”，這不是逃避現實，拿青春賭明天，褻瀆自己的幸福？ 客觀地講，“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確實對女大學生產生了一定的誤導。社會提醒女大學生通過自身的努力，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達到事業家庭雙豐收，對女大學生具有勵志意義。但是換個角度看，在不容樂觀的就業現實面前，大學生希望嫁“富二代”也是一種趨利避害的現實利益訴求。 現代社會，誰不愿意自立自強，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顯身手？誰愿意寄人籬下，以嫁“富二代”傍大款的形式來詮釋上大學的價值？我相信，每位女生都希望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發展屬于自己的事業，誰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幸福與前途開玩笑。但是就業崗位僧多粥少，大學生調低就業期望值，不斷嘗試，無可指責。 面對近六成女生愿嫁“富二代”的調查結果，一方面，女大學生要反思人生定位，打破功利思維，學會自立自強；政府、社會、學校要引導她們樹立積極的就業觀和婚姻觀；另一方面，我們不妨拋棄對或錯的觀念，把愿嫁“富二代”理解為個人的一種生活選擇，對此予以寬容。文/劉凱玲 最近幾年，“富二代”一詞有被標簽化傾向。在一些人眼里，一提“富二代”，似乎就等同于“紈绔子弟”和“豪放小姐”。實際上，這是不科學、不公平的。絕大多數的“富二代”并不是人們想像的那個樣子。相反，他們大多數是為人謙虛低調，遵紀守法，積極向上的。所以，不要帶著“有色眼鏡”，不要把“富二代”等同于一個貶義詞。 其實，“富二代”到目前為止，還僅僅是一種口語化的表達，還沒有嚴格的標準與定義，更不用說社會共識了。幾十年前，我們講“富”，是以“萬元戶”為標志的。有專家測算，按照人均貨幣收入或者城鎮職工平均工資來看，30年前的1萬元，大體相當于現在的近30萬元。如果以此為標準確立的“富二代”，則沒有任何的社會學意義，不具有研究價值。那么，究竟父母擁有多少財富的子女才算得上“富二代”？100萬，還是1000萬，是人民幣，還是美元？沒有標準，就沒有歸類對象。就如一千個觀眾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在不同女大學生眼中的“富二代”，有不同的標準，59.2%這個數字根本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雖然愿嫁“富二代”是個偽問題，但在當今社會，大學生的婚戀觀務實化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婚戀觀走出柏拉圖精神之戀，走出“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的想象之戀，不僅不是什么壞事，而是好事。然而，“一枚硬幣總有兩面”，少數女性受到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影響，“傍大款”、“當二奶”。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思潮也有抬頭的趨勢。這種社會影響滲透到校園，加上當前大學生就業壓力大，崗位競爭激烈，社會向上流動通道不暢等原因，使得大學生的婚戀觀也進一步社會化、世俗化，出現了所謂的“畢婚族”、“急婚族”，以及有了“嫁富二代”、“少奮斗幾十年”的想法。 女大學生希望嫁得好，太正常不過了。但是不是嫁“富”就等于“嫁得好”，則是可以商榷、引導的。我們不鼓勵女大學生都嫁“富”，但也不希望女大學都嫁“窮”。如何讓嫁“富”與嫁“窮”自然融合呢？除了學校的婚戀觀教育之外，改革社會財富的分配機制，暢通社會流動通道，實現共同富裕，才是根本之策。 文/郭文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