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20年，填寫各種表格時，還能遇到“個人成分”或是“家庭出身”的問題。隨著社會日漸開放和多元，類似條目也被塵封進檔案袋。從去年3月到今年3月，我國新增280多萬個體工商戶、90多萬戶私營企業，畢業大學生超過600萬人。數據背后，是無數人通過奮斗改變命運的故事，是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流動與交融的狀態，是整個社會的蓬勃生機與旺盛活力。

    然而，七成以上“蟻族”是來自農村和縣級市的“貧二代”，沒在報考名單中的“官二代”竟考出99分的好成績……近期，“二代”話題卻屢屢“攪動一池春水”，引來廣泛關注。

    30多年前，改革開放打破身份桎梏，社會如水流活；30多年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財富與權力的差距，在事實上形成身份的差別、階層的分化。恰逢代際更替，也就造成了不同的“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二代農民工、二代獨生子……“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他們有的是背景，我們有的是背影”等灰色民謠、“拼爹”等讓人啼笑皆非的網絡新詞，都讓人看到在社會的同場競技中，不同“二代”面臨的不同境遇。

    社會流動日漸常態化的背景下，“出身問題”卻似乎再次成為不同群體間身份與意識的鴻溝。這一方面源于尚不完善的社會結構——“橄欖型社會”仍難言“中部崛起”，相對于龐大的13億人口，上升通道還是太窄，難以與社會流動的旺盛需求相匹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開放程度的提高，公眾對于貧富差距拉大、資源分配不均等不公正、不平衡現象，有著更高的關注度和敏感度。

    更要看到，“二代現象”、“二代意識”之后，是對“起跑線不公平”的焦慮與無奈。近日，有調查顯示：相比管理階層子女，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在“211”高校入學率、就業率等方面都處于“劣勢”。比如“初次求職成功信息渠道”，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是“參加大學組織的招聘會”，而管理階層子女則是“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

    “擁有黃金的人制定規則。”權力和財富帶來更好的生活環境、更廣的關系網絡甚至是更有利的規則，容易產生積累優勢，讓“擁有黃金”的群體有機會獲得更多黃金。股市一天造出4名個人資產過億的80后“富二代”、江西某地事業單位招人僅允許科級干部子女報考等，已經顯示出這種代際的“馬太效應”。

    一個民主開放的健康社會，每個人都應有在不同階層中垂直流動的機會，而不是在父輩的身份和影子中定位終生。忽視“二代現象”釋放的信號，難免會鎖定與擴大“馬太效應”，增加個人發展的阻塞感、社會流動的凝滯感和不同“二代”之間的身份壁壘。

    起跑線已然不同，就更需要公平甚至是略有傾斜的競賽規則，讓落后的“二代”有迎頭趕上的可能。保證規則體系的開放，讓大部分人能夠參與規則的制定、促進規則的完善、監督規則的執行，拆除掉制度的門檻，才能制造出一個公平的競技場。從高考加分制度的調整到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從干部選任制度的完善到各地戶籍制度的破冰……這也是社會管理者在“二代現象”中可有、應有的作為。